2004年11月9日，以《被遗忘的大屠杀：一九三七年南京浩劫》一书而驰名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，以手枪自杀身亡，令自己的人生篇章结束于感叹号和问号下，而不是圆满的句号。
据报道，张纯如生前患有严重抑郁症，久治而不愈。洛杉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会会长臧大成与张纯如是好朋友，臧大成说：虽然张纯如的死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，但张纯如的确因着面临巨大压力而经常感到忧郁，这种压力有两个来源，其一是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十分血腥残酷，张纯如每天要处理这些呕心的资料，这可能会影响她的心理健康。事实上，张纯如曾经在书中提及，自己观看那些受难者的图片时，感到头晕目眩。其二是《被遗忘的大屠杀》引来不少批评，张纯如经常要为自己的书解释和辩护，因而面对不少心理压力。虽然南京大屠杀是铁证如山的史实，而且张纯如写作此书的动机是出于人道精神，但是严厉批评张纯如的学者，仍大不乏人，毕业于阿历桑那州立大学的日本学专家奇里（ Timothy Kelly）就是一个例子。
奇里指出：张纯如的书错漏百出，只能算是一个初稿，而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。例如张纯如在书中说一八五三年美国海军中校培里（Commander Perry）到达日本首都江户，但事实上培里是海军准将（Commodore），而不是中校；还有，培里并没有涉足江户，他是在江户外面与日本官员会面。此外，张纯如说二次大战后日本人容许战犯成为首相，奇里说虽然张纯如没有指名道姓，但是那「战犯首相」应该是岸信介，岸信介在二战之后曾经被盟军拘捕，但随后获得释放，并没有定罪为战犯，故此张纯如的指控并不正确。不过，奇里举出的史实错误，都与「南京大屠杀」本身没有直接关系。培里是准将而不是中校，岸信介是嫌犯而不是战犯，都并不能推翻「南京大屠杀」。
奇里还有许多批评，但我认为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，例如在书中有些日本人的姓氏和名字倒转过来，有些地方则用词不当、英文文法不通。张纯如说一位中国妇女被日本兵强奸之后，私处被高尔夫球棒贯穿，张纯如称高尔夫球棒为 Golf stick，但奇里指出：正确的英文写法是 Golf club。
张纯如提及编辑十分鼓励自己撰写这部书，她意会到「这本书具有历史重要性」（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book），奇里认为真正具有重要性的是「南京大屠杀」，说自己的著作具有「历史重要性」，是没有意思和自吹自擂，正确的写法应该是「这本书的题目具有历史重要性」。
张纯如说日本军队以「来沙尔消毒药水」（Lysol）为南京的西方人消毒，奇里认为张纯如没有可能知道日军用「来沙尔」这牌子的消毒剂，所以应该写 disinfectant。这是十分无聊的批评，美国人通常称「影印」为「施乐」（Xerox），即使你是用锦囊（Canon）去影印；美国人亦以IBM-PC泛指所有采用英代尔晶片的个人电脑，即使你的电脑是Dell或者是HP。 Lysol无非是消毒药水的统称。
奇里对张纯如最严重的指控，是她「无耻地抄袭」，他指出在张纯如书中，有些地图和文字是出自史学家保加文里（David Bergamini）的《日本帝国阴谋》（Japan’s Imperial Conspiracy ），可是她没有注明资料出处。张纯如已不再人世，到底她是存心剽窃，还是无心遗漏，现在是死无对证，但笔者相信后者之可能性比较大。历史叙述并不是理论创作，作者根本无需隐藏资料出处来自高身价，《被遗忘的大屠杀》有四百八十五个注释，多几个个注释又何妨呢？很难想像张纯如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，要故意在注释中不提保加文里。
在某些地方，奇里指控剽窃是有欠公允，张纯如写道：日本军队发现侵略中国并不是如想像中容易，蒋介石委员长将精锐部队调至上海，中日军队之比数为十比一，因此，日军在上海战场遇到顽强抵抗。奇里说保加文里这些资料出自保加文里。其实，蒋中正决心要在上海阻挡日军，以粉碎「日本三月必亡中国论」，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独家资料，中国史学家郭廷以、司马长风都曾经在其著作中提及同样事情，难道郭廷以、司马长风都算剽窃保加文里吗？
但话又说回来，并非所有奇里的评论都是无的放矢，奇里批评传播媒介「狂热」地抬举这本书的重要性，但张纯如的书并不是这个题目的最佳著作。平心而论，在《被遗忘的大屠杀》出版之前一年（一九九七），另一部也是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已经面世，这本中英对照的书，名为《南京大屠杀：历史照片中的见证》（The Rape of Nanking：An Undeniable History of Photographs），作者是史咏和尹集钧。论史料之翔实、对读者的震撼力，后者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普林斯顿大学史学教授余英时为此书作序，他称赞作者尽量取材于第一手历史原料，其中包括美国、德国、日本的档案、日本军人日记、东京法庭审判记录、生还者见证……更加重要的是，全书刊登了四百多帧南京大屠杀时的照片，读者观看图片时所受之震撼，会远远超过阅读文字描述。
那么，为什么前者比后者有更高知名度呢？我猜想这是与张纯如的强烈使命感有关，这使命就是探索人性为何如此丑恶、怎样才可以避免历史重复自己。除了铺陈史实之外，张纯如更进一步分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训，她说：「本书一开始企图要拯救受难者，以免他们再度受日本修正主义者污蔑，并且要把我的祭文，献给南京数十万湮没于世的坟墓。最终，本书却成为我个人对人类本质阴暗面的探索。我们可以从南京大屠杀学到许多教训，其中之一就是文明本身脆薄如纸，有人相信日本人是罕见的、永远不会改变的危险民族，但在读过一些日本战争罪行的档案文件，并且对照世界历史中的古老暴行记录后，我的结论是：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行为，并不是危险民族的产物，而是一个危险政府的产物。」此外，张纯如还分析了其它历史教训，我还是让读者自己亲自品尝原著。
煽情地叙述民族浩劫，可能会造成以暴易暴的循环悲剧，例如塞尔维亚的国民教育、传播媒介，不断地强调从前科索沃穆斯林怎样屠杀塞尔维亚人，结果一有机会，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穆斯林就以牙还牙。但是，在悲痛之际，张纯如仍然能够作出冷静分析，令我钦佩不已。
因着张纯如崇高的理想，我为她喝采，张纯如希望南京死难者不要受到日本的污蔑，我也希望她亦不要受人污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