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有些鸟儿是注定关不住的，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！」—《肖申克的救赎》
1982年6月19日的早上，一场鹅毛大雪笼罩了蒙古国后杭盖省。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有一个中国人，怃然彳亍于蒙古的大街上，这个中国人名叫——徐洪慈。这个人，14年4次越狱，3万里荒野大求生，沉沦异国，劫后归来，他是中国版的“肖申克的救赎”，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的荒谬注脚。
这个1933年出生在一个上海买办家庭，15岁参加了中共地下党，18岁成为华东局青年干部，20岁参加全国“青代会”受到毛泽东、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，21岁考入上海医学院的“完美”青年，如果不是遇到了那个特殊且荒谬的时代，他的人生或许会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——穿上白大褂，走在新中国医学领域的最前端。然而，历史从来都没有假设。
徐洪慈的完美履历因为一场悄然而至的意外被彻底改变。1957年6月，学校领导动员全校师生“大鸣大放”、贴大字报，向党交心提意见。几经动员之后，徐洪慈和14命同学终于抱着对党和国家、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，草拟了五十一条意见，包括：希望大学多派一些其他国家的专家，不要仅仅派苏联专家，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学术精英；是不是不必只学俄语，可不可以选择学日语、英语、德语；党内民主不够，党代会总是报喜不报忧等等。就这样，对党、对学校、对专业设置，他们共拟了五十一条意见。
五十一条贴出后，迅速在学校内形成了一股贴大字报的热潮，但对徐洪慈来说五十一条却成了他向党进攻，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证据。很快，徐洪慈就被打压，被批判，苦闷中的他向女友倾诉，“如果我在这儿待不下去，我就想出国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。”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女朋友转头就把他这两句话揭发了出来，毕竟在特殊的年代里，这样的话无异于叛党叛国。徐洪慈被定为极右中的极右，开除党籍、学籍，甚至被送进离家500公里的监狱——白茅岭。
入狱之前，学校领导告诉他，去改造，表现好的话，可以把他要回来。虽然满腔愤慨，可是因为领导这句话，徐洪慈一直抱有期待，认为自己有一天能重返校园。然而一年之后，当他拜托母亲向学校求助时，学校不由分说地拒绝了。徐洪慈的母亲质问学校：“我们在国民党时代，把儿子培养成共产党员。为什么在你们手里又倒退成右派？是你的责任还是我们的责任？”字字掷地有声的发问没有得到学校的理睬。或许是徐洪慈的坚持了一年的一线希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，他才会打起出逃的心思。
1958年12月14日凌晨，他和小伙伴从白茅岭逃出，坐长途汽车回到了五百公里外的上海。然而，往家里打的一通电话却暴露了他的行踪。其实从发现他逃走开始，警方就在他家布控，很快徐洪慈就被抓回了白茅岭。多年后，他回忆说：“我就想不通，明明是他们号召我们写大字报的，还说不写是对党没感情，我后来才知道，这是‘引蛇出洞’”。
越想越不服气的徐洪慈，从白茅岭第二次出逃。经历过第一次的失败，这一次，徐洪慈没有再回上海，而是逃向了昆明，从昆明到泸水，他计划通过泸水越境到缅甸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解放以后地图已然改版，这里早就是国境边缘。于是，一头长发，操着外地口音，还穿得破烂不堪的徐洪慈大摇大摆到食堂去吃饭，到理发店去理发，一下就被当不法分子抓了。
两次的越狱失败，并不能让一颗倔强的灵魂屈服。他立即开始实施了他的第三次越狱计划。他发现，看守所的墙虽然厚，却是并不坚固的土墙。为什么不挖一个洞逃跑呢？于是，他就像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的安迪一样，搞来了一把不锈钢勺子，不断地挖，土挖不动，他就向墙上撒点小便，让它松软一下再挖，挖出来的土就堆到床底下。滴水能把石穿透，勺子也能把墙挖起洞。经过日复一日的刨挖，墙真的挖通了。徐洪慈兴奋的把手伸出去，接触到的却不是自由的空气，而是一幅镣铐——他被早已潜候多时的人牢牢地抓住。原来，他所做的这一切，早已经被发现。一年之中三次越狱，辗转七千公里。徐洪慈不但没有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反而“一错再错”。
1959年，徐洪慈被判6年。审批他的法官略带惋惜的宣判：你是非法越境。如果没有这次，可能会判得轻一点，更可能就是判得很轻。轻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要用你，因为你是医生。像我们边境落后的地方，太缺少你这样的人才了。你看，你懂多国外语，英语、德语、俄语，是不是？在我们这里是奇缺人才，你还学的是医疗专业，比我们这里所有医生强多了。你看看，你自己毁了自己，你想越狱，罪加一等。
6年刑期宣判之后，他先后辗转到几个关押地，离家越来越远。3次越狱的经历，让很多人给他贴上“不服管教”的标签。管教他的人自然对他也没好话，恶评、歧视不断。但好在徐洪慈先后遇到了两个贵人——王金如和梁满杞管教队长。
在他们看来，徐洪慈并没犯什么大错，他不是不服管教，反而有自己的思想和特长。屡遭打压的徐洪慈重新找回了被信任的感觉。从此，他安心服刑，没有再动一次逃跑的念头。
1965年，徐洪慈刑期届满，他急切地想回家，可却被告知要继续留场。没有理由，刑满了就是不释放。留场以后的徐洪慈处境更糟糕。他被分到了新的管教——木世勤的手下。木世勤对他很有偏见，徐洪慈自然也不服软。一天半夜，木世勤还开着喇叭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。徐洪慈忍无可忍，冲到木世勤的楼下，公然向他叫板：“请你把喇叭关上好吗？我们睡不好的话，明天是没法工作的。”这一下，他激怒了木世勤。所以“文革”一开始，徐洪慈的灾难也就来临了。丽江民主广场的万人公判大会上，他受尽屈辱，被五花大绑，游街示众，甚至被踢、被打、被枪托砸。尽管他逃跑已经按照他该受到的惩罚服过刑了，但是，本该刑满释放的人却再次被判一次刑：二十年。
1969年，徐洪慈被安排到一个关押重刑犯的监狱，丽江507农机厂。渐渐的，成为了这里的智多星：犯人的鞋臭，徐洪慈让他们含一口白酒，往鞋里一喷就不臭了。大家的毛巾硬，徐洪慈说在水里烧一下，点几滴醋就好了。诸如此类，只要人们找过来，徐洪慈便用曾经的生物化学一一应对。满满的，他越来越有威望。
然而在这里，却也依然有一个不待见他的人，李光荣监狱长。因为徐洪慈所做的一切，都被李德荣看在眼里。他知道徐洪慈的足智多谋，却也更加忌讳他在犯人中的威信。
对于强大到无法战胜的东西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摧毁。
1969年，一份关于徐洪慈的报告，在悄悄起草。内容是：徐洪慈组织犯人集体暴动越狱。一旦这个报告送上去，徐洪慈毫无疑问要被枪毙。
幸运的是，徐洪慈的威信帮了他。一个在监狱中打杂的犯人，冒着风险通知了徐洪慈。此刻，逃跑是唯一的生路。
为了保证在路上经得起任何盘查，徐洪慈做着必要的准备。学生时代已经练就一手漂亮仿宋体的他，用肥皂练习自己刻了最基本的汉字笔画元素。点、横、撇、捺、直、弯、勾，组成了“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”几个字，就像单位的专用信笺抬头。再准备一封介绍信，写上：“兹由徐洪慈从某地到某地探亲，特此证明。”之后，他又开始攒粮票、备干粮、搭梯子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只差一个徐洪慈观察到一个契机——停电。
他发现，停电一般都是夏天用电量激增以后，于是，一进入7月，他就开始准备。终于，8月7日的早上，监狱宣布“断电”机会来了，徐洪慈亢奋不已。
白天，他把该转移的东西都转移到了钳工间，从钳工间里面把可以拆卸的木梯零件，漫不经心地扔到那个早已看好的死角。出逃的时间，只可能选在两次点名之间，就是晚上9点点名逃出去，早上6点点名被发现。点名之前，他用衣服和很多杂物卷成一个人形，以防被人发现。点名以后，他顺利完成了第一步，离开了监房，躲进了花坛。待到夜深人静，他利用那个放到死角的、可以拆卸的梯子翻过了墙。过墙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惊险，他突然发现梯子不够高，墙高三米五，梯子才两米，怎么办？墙角正好有两根扁担。徐洪慈觉得，一定是老天助他。他把两根扁担用短绳绑好，成功地翻越过去。这一次，他只准自己成功，万一失败他就会喝下那种用香烟屁股浸泡的药水自杀。翻墙之后，一夜疾行三十公里。他打算南下东进，取道四川回上海。自此，一场野外生存考验开始了。
在云南的大山里徐洪慈一路狂奔。他拿机械表看方位，渴了就喝河水，饿了就吃昆虫幼虫和蚯蚓。生火的时候，就在茂密的树冠下，在树根挖个十字槽，形成穿堂风，让树枝充分燃烧。烟雾在茂密的树冠中过滤疏散，人们很难发现。
路上遇到了民兵盘问，徐洪慈赶紧拿出了介绍信。刚下过大雨的金沙江，河水咆哮着向前，路边的农民劝他不要过去，会死的。可是想到随时有可能到来的警犬，徐洪慈顾不了那么多，他在几乎没顶的河水中，居然活着过去了。
14天后，徐洪慈徒步走出云南。到达四川后，他立即买了火车票，又一次回到上海。他要在离开前，见见自己的母亲，匆匆的会见，他母亲只说了一句：“你是我的儿子。有骨气！”母亲支持儿子这个行动，拿出这家里最后的一百块钱，让他继续逃亡……这次，徐洪慈一路北上，一个月后，他来到了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。
跨入蒙古境内的那一刻，徐洪慈在地上蹲了几分钟，面向南方，向多灾多难的祖国告别。
1972年9月10日夜里，蓬头垢面的徐洪慈走进了蒙古边防。倘若再早一点到来，他一定会被遣送回国。可巧的是，蒙古刚刚颁布了新法：凡是越境的，未经审判，不能马上送回。
审判开始时，蒙古对这个知识分子的遭遇深表同情。可又担心徐洪慈是间谍，让他提供证据。徐洪慈说：“你翻阅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的《人民日报》，上面有关于我的对我批判的文章，我可以背一段给你听。”
听了徐洪慈的传奇经历，法官瞪大了眼睛，随即表示质疑：“你说你能刻图章，你说你能写介绍信，你的字那么好？你给我试试看。”徐洪慈二话不说，当场露手刻章。法官又提出了新的要求，要徐洪慈告知中国的所有情况。在祖国饱受苦难的徐洪慈却怎么都不肯说，他觉得黑暗是暂时的，祖国一定会变好的，他不能以此来博取好处。法官无奈，最终，徐洪慈被判在宗哈拉的大森林里服刑一年。这是他唯一一次没有起心越狱的监牢：自家的牢通往死亡；而他乡的牢，却通往自由——这真是一种讽刺！
一年刑满释放后，徐洪慈在乌兰巴托的医院遇见了一位叫奥永的姑娘。这位姑娘后来也成了徐洪慈的妻子。奥永回忆：“我和徐洪慈是在乌兰巴托的一家医院认识的。那时候我是一名护士。有一天，徐洪慈来我们医院看眼睛，我们就这样认识了。”
他们在蒙古腹地的后杭盖省安家，还有了两个孩子。经历了太多苦难的徐洪慈，全心全意疼爱奥永。才华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，他就去给人家搬木头、石头养家，还顺便把家务活和一日三餐全做了。
离开祖国的徐洪慈，其实一直想回到祖国，挣到的第一份工资就买了一个半导体，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动向。1981年，他收到了母亲的来信，上海第一医学院为他的右派问题平反。1982年，上海市公安局对他的劳动教养问题平反。然而，徐洪慈呆的最后一个地方——云南却不同意给他平反。回国的强烈愿望，在推着徐洪慈往前走。他决定给中央领导写信，其中两位是他曾在华东局工作过得老领导：黄辛白和乔石。
全国都在为右派平反，两位领导自然是作出指示。然而，事情并不顺利，云南省法院和丽江法院表示：他错划右派不是我们的事情，是上海方面的事情，在我们这里，他犯下了不容原谅的错误，不能赦免的错误，就是越狱。
可1972年那次越狱对徐洪慈来说本就是一场生死逃亡。他继续给中央写信：冤案在前，死亡逼迫在后。如果我不越狱、不自救，那么今天的平反书，恐怕只能对着徐洪慈的墓碑朗读。
于是，中央明确表态，指示直接下发云南。
1982年6月，被冤枉整整25年，四次越狱，亡命三万里，流落异国十余载的徐洪慈终于得到了平反。
徐洪慈这个事情，首先判断的就是前提何在。他是越狱的，他是越境的，但是谈任何事情要有前提，如果他不被错划成右派，他怎么会发生后面那么多事情呢？后来怎么发生的？因果，一切都有因果。所以一切的根源，都是因为这是一个冤枉的事。既然冤狱被平反了，前提被推翻了，那么后面一切都不能成立。
自此，流亡11年，徐洪慈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那天，上海石库门的房子，邻里之间，鸡犬相闻。听说徐洪慈要回来，全弄堂都出来迎接他。
徐洪慈终于见到了母亲，母子相拥痛哭。
1984年3月奥永的亲戚在乌兰巴托火车站为徐洪慈一家送行。如果说，在徐洪慈亡命天涯的十一年中，母亲是他始终的牵挂，那曾经留下爱恨的医学院、那梦中挥之不去的云南重刑监狱，他该如何了却这些心事？
徐洪慈回到学校，医学院轰动了。太多的人大吃一惊：“你还活着？！”大家马上决定要开一个欢迎会。在欢迎会上，他泣不成声。当年的同学朱世能，后来成为我国医学界的著名专家说：“当时你的成绩比我都好，没想到你吃了那么多苦，相比之下，我们都还算是顺利的。我们经常埋怨命运对我们不公，但命运对你是最不公的。”当年的同学，安排了一个人给他相见，那就是害他不断越狱的初恋：安娜。
再见当年自己揭发过的挚爱，安娜却留下了三句话。第一句：“没想到他的妻子比他小二十多岁，做他女儿还嫌小。”第二句话：“他当时那个处境不能怪我，我也是走投无路。”第三句话：“我们现在都要感谢邓小平，不管是他还是我，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邓小平的恩德。”
1991年，徐洪慈再次踏上了云南这片土地。他忘不了云南，他回到丽江。他见到很多狱友。在狱友邓巨卿的安排下，他见了当年想置他于死地的李光荣。徐洪慈走出来，李光荣愣了一下，立刻把手伸出来。徐洪慈还是像当年一样，做了一个符合他脾气的动作：手不伸，不握手，不原谅。看着徐洪慈，李光荣开口了：“我最想不通的就是，你没有梯子，怎么上墙的？”徐洪慈嘲讽着说：“这是你判断的致命处，致命点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梯子？任何事情都可以分解的，梯子是可以分解的，我越过高墙以后，再把梯子拆了。让你们永远不知道梯子是用什么做的。”李光荣瞪大了眼睛，忘记了自己应先为曾经的险恶道歉，却做了个难以描绘的表情。
曾经有记者问徐洪慈：“你有没有仇恨？”“没有！”他说，“我也觉得奇怪，我吃了那么多的苦头，却没有仇恨的情绪。”
因为，你能恨一个时代吗？
2008年，徐洪慈因癌症引发的呼吸衰竭去世。三个月后，组织上下发了《关于徐洪慈同志享受局级待遇的批复》。徐洪慈回国后担任了上海石化总厂教育中心的高级讲师，虽然我们没能在学术上看见徐洪慈的成功。但在那样的环境中还能保持人格的完整，还能看见一个人为了尊严的倔强奋斗，还有什么学术成就能更鼓舞人类呢？
就像徐洪慈是这么总结自己的：我在自己的专业上，在自己原先的人生抱负上，我一无所成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应该怎么说呢？对那种残酷环境、恶劣环境的反抗，这种个人的成功，人格上的成功，我这一生，只有这一点。我心足了。这一点，我对得起自己。当年第四次越狱的围墙。
风雨徐洪慈，2019年的最后一天，仅用此文纪念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