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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雨张纯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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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11月9日,以《被遗忘的大屠杀:一九三七年南京浩劫》一书而驰名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,以手枪自杀身亡,令自己的人生篇章结束于感叹号和问号下,而不是圆满的句号。

据报道,张纯如生前患有严重抑郁症,久治而不愈。洛杉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会会长臧大成与张纯如是好朋友,臧大成说:虽然张纯如的死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,但张纯如的确因着面临巨大压力而经常感到忧郁,这种压力有两个来源,其一是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十分血腥残酷,张纯如每天要处理这些呕心的资料,这可能会影响她的心理健康。事实上,张纯如曾经在书中提及,自己观看那些受难者的图片时,感到头晕目眩。其二是《被遗忘的大屠杀》引来不少批评,张纯如经常要为自己的书解释和辩护,因而面对不少心理压力。虽然南京大屠杀是铁证如山的史实,而且张纯如写作此书的动机是出于人道精神,但是严厉批评张纯如的学者,仍大不乏人,毕业于阿历桑那州立大学的日本学专家奇里( Timothy Kelly)就是一个例子。

奇里指出:张纯如的书错漏百出,只能算是一个初稿,而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。例如张纯如在书中说一八五三年美国海军中校培里(Commander Perry)到达日本首都江户,但事实上培里是海军准将(Commodore),而不是中校;还有,培里并没有涉足江户,他是在江户外面与日本官员会面。此外,张纯如说二次大战后日本人容许战犯成为首相,奇里说虽然张纯如没有指名道姓,但是那「战犯首相」应该是岸信介,岸信介在二战之后曾经被盟军拘捕,但随后获得释放,并没有定罪为战犯,故此张纯如的指控并不正确。不过,奇里举出的史实错误,都与「南京大屠杀」本身没有直接关系。培里是准将而不是中校,岸信介是嫌犯而不是战犯,都并不能推翻「南京大屠杀」。

奇里还有许多批评,但我认为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,例如在书中有些日本人的姓氏和名字倒转过来,有些地方则用词不当、英文文法不通。张纯如说一位中国妇女被日本兵强奸之后,私处被高尔夫球棒贯穿,张纯如称高尔夫球棒为 Golf stick,但奇里指出:正确的英文写法是 Golf club。

张纯如提及编辑十分鼓励自己撰写这部书,她意会到「这本书具有历史重要性」(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book),奇里认为真正具有重要性的是「南京大屠杀」,说自己的著作具有「历史重要性」,是没有意思和自吹自擂,正确的写法应该是「这本书的题目具有历史重要性」。

张纯如说日本军队以「来沙尔消毒药水」(Lysol)为南京的西方人消毒,奇里认为张纯如没有可能知道日军用「来沙尔」这牌子的消毒剂,所以应该写 disinfectant。这是十分无聊的批评,美国人通常称「影印」为「施乐」(Xerox),即使你是用锦囊(Canon)去影印;美国人亦以IBM-PC泛指所有采用英代尔晶片的个人电脑,即使你的电脑是Dell或者是HP。 Lysol无非是消毒药水的统称。

奇里对张纯如最严重的指控,是她「无耻地抄袭」,他指出在张纯如书中,有些地图和文字是出自史学家保加文里(David Bergamini)的《日本帝国阴谋》(Japan’s Imperial Conspiracy ),可是她没有注明资料出处。张纯如已不再人世,到底她是存心剽窃,还是无心遗漏,现在是死无对证,但笔者相信后者之可能性比较大。历史叙述并不是理论创作,作者根本无需隐藏资料出处来自高身价,《被遗忘的大屠杀》有四百八十五个注释,多几个个注释又何妨呢?很难想像张纯如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,要故意在注释中不提保加文里。

在某些地方,奇里指控剽窃是有欠公允,张纯如写道:日本军队发现侵略中国并不是如想像中容易,蒋介石委员长将精锐部队调至上海,中日军队之比数为十比一,因此,日军在上海战场遇到顽强抵抗。奇里说保加文里这些资料出自保加文里。其实,蒋中正决心要在上海阻挡日军,以粉碎「日本三月必亡中国论」,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独家资料,中国史学家郭廷以、司马长风都曾经在其著作中提及同样事情,难道郭廷以、司马长风都算剽窃保加文里吗?

但话又说回来,并非所有奇里的评论都是无的放矢,奇里批评传播媒介「狂热」地抬举这本书的重要性,但张纯如的书并不是这个题目的最佳著作。平心而论,在《被遗忘的大屠杀》出版之前一年(一九九七),另一部也是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已经面世,这本中英对照的书,名为《南京大屠杀:历史照片中的见证》(The Rape of Nanking:An Undeniable History of Photographs),作者是史咏和尹集钧。论史料之翔实、对读者的震撼力,后者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,普林斯顿大学史学教授余英时为此书作序,他称赞作者尽量取材于第一手历史原料,其中包括美国、德国、日本的档案、日本军人日记、东京法庭审判记录、生还者见证……更加重要的是,全书刊登了四百多帧南京大屠杀时的照片,读者观看图片时所受之震撼,会远远超过阅读文字描述。

那么,为什么前者比后者有更高知名度呢?我猜想这是与张纯如的强烈使命感有关,这使命就是探索人性为何如此丑恶、怎样才可以避免历史重复自己。除了铺陈史实之外,张纯如更进一步分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训,她说:「本书一开始企图要拯救受难者,以免他们再度受日本修正主义者污蔑,并且要把我的祭文,献给南京数十万湮没于世的坟墓。最终,本书却成为我个人对人类本质阴暗面的探索。我们可以从南京大屠杀学到许多教训,其中之一就是文明本身脆薄如纸,有人相信日本人是罕见的、永远不会改变的危险民族,但在读过一些日本战争罪行的档案文件,并且对照世界历史中的古老暴行记录后,我的结论是: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行为,并不是危险民族的产物,而是一个危险政府的产物。」此外,张纯如还分析了其它历史教训,我还是让读者自己亲自品尝原著。

煽情地叙述民族浩劫,可能会造成以暴易暴的循环悲剧,例如塞尔维亚的国民教育、传播媒介,不断地强调从前科索沃穆斯林怎样屠杀塞尔维亚人,结果一有机会,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穆斯林就以牙还牙。但是,在悲痛之际,张纯如仍然能够作出冷静分析,令我钦佩不已。

因着张纯如崇高的理想,我为她喝采,张纯如希望南京死难者不要受到日本的污蔑,我也希望她亦不要受人污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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